群众身边的腐败，是群众能够耳闻目睹、切身感受到的利用公共权力谋取小团体或个人不当利益的行为。它具有一定普遍性、半公开性和顽固性等特点。这些行为量大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危害程度不可低估。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维护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放在突出位置，一批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明显提升。但也应看到，有些老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有些新问题又陆续出现。对此，我们先后召开了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研究分析各地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时采取明查暗访、在线交流、剖析案例等形式，力求多视角、多层面掌握情况，寻求有效防治对策。
一、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
（一）截留挪用型。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改善民生拨付了大量专项资金，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但“跑、冒、滴、漏”问题也时有发生。有的采取对上虚报冒领、对下隐瞒实情等手段，直接或变相骗取涉农补助款。有的以“农民拖欠集体垫付的水费”等为由，通过“委托办理”或假冒补助对象的方式，截留群众补助款。有的部门和单位截留专项资金，设立账外账，用于发放奖金和各种补贴。有的把专项资金转移到下属职能部门，请客送礼，挥霍浪费。有的把国家下拨和社会筹集的专项资金挪用于盖办公楼、买小汽车等。
（二）强拆强占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拆迁领域已成为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高发区”。目前大中城市拆迁工作日趋规范，但一些地方在小城镇建设、新农村建设、招商引资过程中，违规圈地、少批多建、未批先用、以租代征等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基层干部以新农村建设为名，强拆民宅、强占农地，补偿安置政策不落实，补偿费不及时到位，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一些农民反映，从土地征用认定，到补偿费确定和劳动力安置等，基本上由基层政府、用地单位和村干部说了算，群众没有知情权和发言权。农村征地安置简单化，基本属于“货币+住房”安置，没有充分考虑农民的长远生活出路。有的地方按月发给被征地群众的基本生活补助过低，“打散工”的失地农民普遍担心日后生活无保障，心里很不踏实。
（三）垄断谋利型。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多数行业的服务和收费行为逐步规范。但一些行业和领域利用其垄断地位，制定“霸王条款”谋取额外利益仍然比较普遍。电信行业从技术上已经具备按6秒钟计费一次的条件，而仍按每分钟收取话费，不足1分钟按1分钟收取。医疗购销中价格虚高、收受回扣，医疗服务中开单提成、收受“红包”现象屡禁不止。一些药店只售2元的药，医院处方卖到了10元。有些学校在“一费制”以外，想尽各种名堂擅自设立收费项目，一些“名校”收取的“择校费”，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还得辗转托关系找门路。在城市物业管理方面，有的重收费轻服务甚至只收费不服务，有的采取断电断水等手段强行收费，有的擅自出售出租小区的车位，谋取不当利益，群众意见较大。
（四）侵占“三资”型。目前农村“三资”管理基础仍然比较薄弱。村务公开在一些村徒有虚名。在条件较好的经济强村，村干部挥霍集体资金、公款吃喝、随意开支、白条支出现象程度不同地存在。有的借为村跑项目之名，“花集体的钱，办自己的事”。有的村收入不记账，隐匿集体收入；有的村干部频繁更换会计，致使村内财务管理混乱，形成“断头账”，从中谋利。有的村干部低价处置集体资产，把集体的林木、滩地、果园、鱼塘等转卖，甚至把集体的资产变到自己或亲属名下。有的超标准预留机动地，私自发包土地。有的村将集体资源进行低价长期出租，暗中收受好处。一些有利可图的工程，村干部能干的自己干，干不了的转给别人，从中渔利。
（五）“三公”消费型。在公车购置及运行方面，存在老百姓痛斥的“车轮下的腐败”。党政机关公务用车越换越高档，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公务车越来越多，公务车数量与干部数量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在有的基层单位和执法部门，甚至达到50%左右。公务使用、领导私用、司机自用“三足鼎立”。公务车开支逐年递增，数额惊人。在公务接待方面，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现象屡禁不止，公务接待标准越来越高，且渐成风气。重要节日前夕，城区车辆明显增多，一个原因就是给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送礼。一遇重要会议，其所在城市高档酒店的生意就更加兴隆。会议举办方除了承担会务开支、人员食宿费用，还要准备纪念品，组织公费旅游。在一些人看来，用公款吃喝、送礼是正常现象，不这样做反而是不正常的。在公务出国管理方面，公务出国人数得到了有效控制，但超过在外时限、超出经费预算等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领导干部利用权力，将部分出国费用转嫁到基层或下属单位。
（六）玩忽职守型。一些基层党政组织和干部缺乏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行政不作为，认为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有的对安全生产、预防事故重视不够，监管不力，交通、火灾、矿山等事故屡屡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一些低质劣质食品在城乡特别是广大农村仍较突出，假种子假农药等损农害农事件不断发生。有的地方主管部门的干部失职渎职，甚至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致使有些案件久侦不破、久拖不决，甚至黑白颠倒、助纣为虐，人民群众缺乏公平感和安全感。近年来相继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说明，一些基层干部无所用心，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给人民群众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七）徇私舞弊型。有些基层干部不能秉公办事，而是凭感情、靠关系办事，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在查处的基层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有的在工程的发包、招投标、质量验收、工程款拨付等环节敛财；有的在职务变动、晋升、招考、军转干部安置等组织人事工作中收受贿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徇私枉法，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在企业改制中通过隐匿资产、内定受让人等方式谋取私利。在低保资金的发放上，亲情救助和贿赂性救助并非个别现象。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重视不到位。长期以来，对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认为是行业不正之风和干部作风问题，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估计不足。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研究不够，防治措施的创新不力。二是监督不到位。社会转型时期，权力监控制约机制旧的不管用，新的还未及时建立健全，民主公开的程度不够大，导致权力监控的缺位和弱化，在一些领域仍存在较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三是改革不到位。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体制机制漏洞和深层次弊端逐步显现，违纪违法行为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新兴经济领域案件和运用高新技术手段作案不断增加。而一些领域特别是垄断行业的改革没有到位，改革的力度、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四是惩处不到位。对有些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因为量大面广，存在“法不责众”的心理，往往无奈之下采取迁就的态度，缺乏严厉的惩治措施，以致成为久治不愈的恶疾顽疾。有的部门、行业和基层单位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查处难度较大。
二、防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基本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防治腐败的任务异常艰巨繁重。只有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取向，以深化改革为引擎，以制度化和公开化为两翼，以问责制为保障，稳中求进、开拓奋进、统筹推进，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才能对群众身边腐败的腐败问题标本兼治，收到实效。
（一）发展基层民主，强化有效监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只有充分发展民主，让人人负起责来，才能对管理者形成有效监督。应从广大群众高度关注的问题入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将民主活动引向更多领域。土地承包、征地、拆迁等事项都应交由村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广泛讨论。应在村民自治基础上，有序推进县乡两级政府民主直选。基层一般干部应公推公选、民推竞选，使基层政权的权力直接来源于群众授权，当选的干部更能代表民意。应畅通民意诉求表达渠道，健全完善论证会、听证会、社会公示和专家咨询等制度。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推进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直接交流，引导群众运用合法有序的手段参与反腐倡廉。
（二）推进改革创新，实施重点突破。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防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应着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机制漏洞。应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压减行政审批项目，逐步减少行政事业收费。推行行政机关资金资产统一管理和机关事务社会化服务，下决心实行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大幅度减少公务用车。规范公务接待，严格执行相关标准。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强化政府部门反垄断监管职能，运用税收、价格、上缴利润等手段规范垄断行业和利益集团的行为，规范领导人员从业行为。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管理改革，加快阳光民生救助体系建设，整合资源，统一平台，健全制度，公开信息，确保政府救助公平运行。深化农村“三资”管理制度改革，完善村财乡管、村级财务集中核算制度，建立村（居）干部离任审计制度，建立健全监督委员会，规范其人员构成、职责权限。着力推进经济强村股份制改革，将村集体资产量化确权到每个村民，使其真正成为资产拥有者和监管者。
（三）强化制度制衡，规范权力运行。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应增强制度的周密性，使各项规定形成闭环，形成完整的体系，对例外事项尽可能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使之无懈可击、无隙可乘，真正发挥制度的规范、制衡作用。应增强制度的操作性，在简明、管用上多做文章，广泛调查论证，找出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千方百计突破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关节点。如解决截留套取资金问题，主要措施应是核准基础资料、减少拨付环节、事后抽检核实。应增强制度的刚性。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没有执行力的制度，往往流于形式，成为摆设。设计制度时就要明确违反制度应当承担的责任，明确监督制度执行的主体和途径，不搞下不为例。加强对制度的评估和修订，使之不断适应新情况、新形势。建议修改完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地方和农民共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四）加大公开力度，推进“阳光工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坚持公开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以公开促公正。应不断拓展公开的内涵，对干部任免、资金使用、重要决策等，不仅要做到规则公开、结果公开，还要做到过程公开，让公众真正了解为什么会是此种结果而不是彼种结果。应积极推进党务公开，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提高党组织工作透明度。建议制定信息公开法，以法制手段完善信息公开机制，把行政收费、公务消费、政府重大投资工程预决算等政府收支纳入政务公开范围。应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建立群众积极参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长效机制。坚持把企业改革发展的难点、职工关注的热点作为重要内容，增强厂务公开的针对性。以教育、医疗、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行业和领域作为重点，推动涉及群众利益的公共企业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应以规范和制约权力为核心，统筹各类公开，形成整体效应。应在科技成果的深度开发运用上下功夫，通过大量采用信息、通讯和网络技术，推进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电子监察，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五）坚持滥权必纠，健全问责机制。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事实也反复证明，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应尊重客观规律，正确认识和利用人的本性，通过构筑责任追究体系，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紧密联系起来，让大家真正明确利害轻重，处理好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资源有限性的矛盾，达到预防腐败的目的。应始终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借鉴和运用“破窗理论”，对腐败采取“零容忍”政策，消除侥幸心理。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舞弊徇私造成严重问题的，依法依纪严肃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必监督，滥权必追究。应多层次扩大问责的范畴，把问责贯穿领导干部公务活动全过程。应全方位拓展问责的渠道，加大社会问责和舆论问责力度，形成问责合力推进机制。把督查和问责紧密结合，加强对重点工作、重大项目、民生工程的督查，着力形成问责工作的常态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