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与腐败相关的这个话题，让人想起早在 120 多年前，日本间谍们对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
间谍之一宗方小太郎，针对当时中国社会情况，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尤其是官场腐败导致司法不公，甚至使刑罚乃至性命都可以被金钱所左右，普通百姓申诉无路，民怨积压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
宗方小太郎认为腐败的基因遗传自明末，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极点”。
诚然，当下中国与封建专制的清王朝有本质的区别，但腐败所造成的危害，却一样致命。因此，对腐败麻木症，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
腐败麻木症之一：反腐的“杀鸡儆猴”效应
对于腐败，平心而论，我国政府确实是惩处了一批贪官，其中，也不乏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等高官。然而，对这些个案 的惩处，不能从根本上遏止腐败在社会的 蔓延。
针对中国反腐败不能有效进行的现实，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曾深刻地指出，此种情况体现了从既得利益出发的一种权衡，即是腐败更可怕还是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社会更可怕。这样的逻辑对于某一个具体的腐败分子而言，当然是成立的，但如果将其转化为一种体制性逻辑，问题就严重了。很不幸的是，上述逻辑远非是非体制性的。
“杀鸡儆猴”的反腐方式诚然有警示意义，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的规范化及执行的彻底性才是最重要的。
腐败麻木症之二：“利益均沾”式腐败蔓延
从全国腐败的案例分析，利益均沾式腐败触目惊心。
湖北襄樊“官场地震”。从 2002 年 12 月开始，随着湖北省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陆陆续续牵出领导干部七十余人，其中市属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30 余人，厅级干部 11 人。正如当地一名官员所言：“官场腐败所暴露出的‘人员层次之高、涉及范围之广、腐败花样之多’成为襄樊历史之最。”
然而，在这“官场地震”面前，某些官员还大倒苦水：“老子就是运气不好，还有比我更贪的都没事。真倒霉！”
“那个混蛋，在号里，竹筒倒豆般彻底招供，简直就是甫志高；倒是那个女市长，负隅顽抗，真叫棒，就跟江姐一个样！”
又如“慕马腐败大案”。重要涉案人员达120 多名，其中，副省级干部 1 人，沈阳市副市级干部 4 人、正局级干部 11 人、副局级干部 7 人。涉及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执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等多个单位。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人民医院从药商、医院院长、药剂科领导到医生，形成了“利益均沾”的腐败链，在全院 200 多名医生中有 140 多名陷入了“回扣陷阱”。
安徽省灵璧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形成了一条公安局长“吃”交警、交警“吃”司机、交警内部逐级“吃”的敛财食物链。在上述医院和交警大队的腐败行为中，参与人数之多、捞钱数量之大都令人震惊。
…………
腐败麻木症之三： “法不责众”的惩处
全国每年的“三公消费”，就是“法不责众”的一个典型。
早在 2006 年 3 月，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在《学习时报》上撰文：“2004 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三者相加为 9000 亿元。”
据《南风窗》报道，目前，公务用车位居“三公消费”之首，更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发达国家。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公车数量为200 多万辆，每年消费支出 1500 亿至 2000 亿元；也有学者认为全国公车数量约为 300 万至 350 万辆，每年消费支出约为3000 亿至 4000 亿元。
实际上，当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真正准确地拿出当地及全国的“三公消费”的数据。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学者邹啸鸣解释说：“因为当前的财政预算报告，都把这些费用混在农业、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大项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很难看出来，公众更是一头 雾水。”
另外，在大面积腐败案件中，在惩处贪官时，也存在“法不责众”的现象。
如震惊全国的“马德案”，就是一个典型。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正厅级）马德卖官腐败案，涉案官员多达 265 名，不但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牵涉其中，还涉及绥化市下辖 10 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 50 多人。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由于涉案干部多，纪检监察部门遇到了难题，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甚至整个干部队伍就垮了。因此，绥化市纪检委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贯彻抓大放小、重在整改、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而“抓大放小”的具体办法就是：受贿、行贿 5 万元以下的干部不予追究。然而，绥化市法院一位法官透露：“外界所说的‘抓大放小’5 万元底线只是针对一般干部的，‘有来头的’干部则享受 10 万元底线待遇。”
腐败麻木症之四：捂“家丑”
捂“家丑”，在我国有传统，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愈演愈烈。政界、商界与学术界捂“家丑”触目惊心。
2008 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如果不是中央高层的重视，极有可能就被“捂”过去。
在毒奶粉事件被曝光后，三鹿集团立马通过人民网公开回应，三鹿是奶粉行业品牌产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产品质量合格，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婴儿是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相信质检部门会查个水落石出。三鹿集团委托甘肃权威质检部门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质量是合格的。到“作为具有 60 多年历史的国家知名企业，三鹿几乎成了我国奶粉的代名词，因此我们具有极高的社会责任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再到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王丁棉说三聚氰胺一般是源于奶粉的包装材料，为行业偏袒。最后到石家庄市政府宣布调查结果，三鹿集团经过多层次、多批次的检验，在 8 月初查出了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物质。调查认定，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婴幼儿“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
让人不解的是，出了问题，不是去认真解决问题，而是挖空心思去掩盖真相，推脱应负的社会责任。
另外，2010 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汪晖涉嫌剽窃事件”。《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级核心期刊《文艺研究》刊发了其长篇论文《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揭出清华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主编汪晖写于 20 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多处抄袭。尽管曾有数十名学者联名发布公开信，呼吁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成立专门的委员会调查此事，但两家单位既不回应也不行动。
为什么会出现以上的情况呢？说白了，就是为了地方的 GDP，为了部门的形象，最终是为了相关领导仕途的升迁。
腐败麻木症之五：群众笑贫不笑贪，甚至参与腐败
当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因腐败被调查时，网络上现实里有许多人认为“刘志军还是一个不错的部长，比起别的大贪官，刘志军还是比较清廉的”。当那些贪了几万、或者几十万、或者数百万的贪官被判刑时，现实中网络里，总会有人为之打抱不平，认为法律对他们不公，有那么多的大贪官为什么没有被揪出来，没有被绳之以法呢？甚至于数千万、或者上亿的贪腐案也引不起群众的警惊。人们总是在轻描淡写地谈论，无论多大的贪腐金额，似乎无法越过群众的承受底线。在谈论中，总会流露出：我只是不在那个位置，如果我有权，同样也会去捞钱。 为什么不捞呢？不因为自己不捞，这个社会就干净了。
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社会风气：笑贫不笑贪。于是，大家都在想方设法钻营。于是，腐败就层出不穷，手段就花样翻新。
广东省东莞市照华公司为了使其走私活动顺利通关，向东莞海关驻凤岗办事处员工每人每月发放 2000 元至 5000 元港币不等的“工资”。这种“工资”完全按照行政机关中科员、组长、科长的职务岗位发放。这些人把本属于受贿的犯罪行为，完全按照机关式、职级式运作，腐败行为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据报道，家长为了小孩在学校得到老师的照顾，宴请教师，给老师送礼。最后，发展到上小学的小朋友、甚至是上幼儿的小朋友也竞相给老师送礼。如果有谁不送，家长与学生都会感到很不踏实，生怕与老师搞僵关系，从而受到冷落。
上医院看病，病人第一想到的是，这个医院有没有熟人，如果没有，也要想方设法七拐八抹找到熟人，为主治医生送红包或者礼品：一是让医生凭良心看好病；一是让医生不开高价药，不大量开处方，节约开支。
无权无势的群众，也都在想方设法捞取黑金。在营销行业就存在营销人员大量贪腐行为。譬如，在空调行业，代理商及营业员，利用国家新机换旧机的政策，在营销中钻政策的空子，大量侵吞政府下拨的扶助资金。同时，还会侵吞公司提供给顾客的各种礼品。这早已成为行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如果有谁不去徇私舞弊，还会遭到大伙的嘲笑：“此人脑袋短路。”
当腐败深入到社会的肌体，融入了群众的血液与灵魂，让社会失去了是非的标准，麻木就成为必然。